2017幸福感城市排名榜:毛泽东身边的“五大秘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方圆模具 时间:2020/06/06 06:45:32
毛泽东身边的“五大秘书”
时代所限和各自人生态度、处世风格影响,演绎了不同的人生篇章


夫人、生活秘书———江青


中共中央一支笔、政治秘书———胡乔木


长期追随的人、机要秘书———叶子龙


野心家、政治秘书———陈伯达


总管家、日常秘书———田家英

  毛泽东一生任用过很多秘书,帮他处理日常政务或生活事宜。解放之初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主要秘书有四人,人称“四大秘书”,到1956年,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毛泽东的秘书又增加了江青,加上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陈伯达,人称“五大秘书”。受时代所限和各自人生态度、处世风格影响,这五位秘书演绎了不同的人生篇章。

  中共中央一支笔、政治秘书———胡乔木

  胡乔木,1912年生于江苏盐城,原名胡鼎新,笔名乔木,北乔。胡乔木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文字修养为毛泽东所重视,他以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文辞获党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和章辞家称号。胡乔木1941年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成为中央重要的笔杆子,先后协助编选《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等重要党史材料,并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

  1945年8月,胡乔木随同毛泽东来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此时发生一件有意思的事,他的同乡、同学乔冠华也在重庆,发表文章也使用“乔木”作笔名,而胡乔木当时也使用“乔木”,两个“乔木”发文章时叫人搞不清到底是哪个“乔木”。

  乔冠华曾到德国土宾根大学哲学系进修,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时事晚报》工作,撰写时事评论,起笔名———乔木,不知道老同学胡鼎新进入延安并取名“乔木”,好在一个“乔木”在香港,一个“乔木”在延安,不过也曾闹过笑话:正在白区工作的胡乔木的妹妹方铭,看到香港报纸刊登“乔木”文章,以为哥哥在香港,还给哥哥写信寄过去,但信竟送到乔冠华手中!

  人们渐渐发现有两个“乔木”,于是称延安的为“北乔”,称重庆的为“南乔”,眼下两个乔木相聚就“麻烦”了,有人要他们其中一个改名字,但两人都不愿改:“南乔”以为,他本姓乔,用“乔木”笔名,顺理成章;而“北乔”呢,连妻子的名字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怎能再用原名呢?于是便有了毛泽东为“二乔”断名的趣闻。那天大家请毛泽东评判,毛泽东知道胡乔木先用“乔木”这个名字,而“南乔”乔冠华真姓姓乔,“北乔”真姓胡,于是提出建议,“北乔”在名字前加个“胡”字,南乔仍用乔木原名,从此“胡乔木”的大名随着时局的发展而为全国人民熟知。

  建国后胡乔木曾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及新华通讯社社长等职,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正是由于他的丰富经验和编写经历使他对中共党史烂熟于胸。1951年6月,胡乔木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毛泽东指示以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由此成为胡乔木的代表作。

  1956年的一天,刚从起草中共八大文件的忙碌中透过气来的胡乔木陷入新的忙碌中,毛泽东给他一个任务:写一篇批驳赫鲁晓夫的文章!事情源于苏共二十大中苏两党分歧,胡乔木奉命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发表后震撼国内外,毛泽东不止一次称赞,这篇文章也成为胡乔木的巅峰之作。这时的他不仅是“中共中央一支笔”,已是“中共中央大手笔”了。

  虽说胡乔木高官多年,但是他依然书生意气,书生作风。

  “文革”期间,胡乔木离开中南海并多次受到批斗。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复出,并为拨乱反正纠正“左”倾错误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后积极推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起、编写工作。他以高度责任感对正确评价毛泽东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付出巨大心血,做出了应有贡献。

  总管家、日常秘书———田家英

  田家英1922年生,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1937年到达延安,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央宣传部工作。他1948年10月经胡乔木介绍任毛泽东的秘书。此前他曾担任过毛岸英的老师,那时毛岸英刚回国,由于长期待在苏联,汉语不好,毛泽东打算请老师来教毛岸英历史、语文,此时田家英由于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颇为赞赏,那篇千余字的杂文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对毛泽东来说,文笔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颇为感慨,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从此便注意起田家英。当毛岸英需要老师时,毛泽东就想起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纪和毛岸英差不多,请他当老师教历史、语文再合适不过。就这样田家英当起毛岸英的老师来。

  从担任毛岸英的老师后,田家英和毛泽东的交往多起来。那时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繁忙,需要增加新秘书,在陈伯达、胡乔木推荐下,田家英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毛泽东信赖、倚重,毛泽东的存折、稿费、印章都交给他,显示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精力与才华用于协助毛泽东工作。他事无巨细,凡是毛泽东需要他做的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称得上是大管家。他对毛泽东极敬重,深受毛泽东的熏陶与感染,田家英和毛泽东有着共同兴趣、爱好,这使他们成为了忘年之交。

  毛泽东与田家英的诗交较深,他除了欣赏田家英的文采还看中他的古文诗词的扎实功底,田家英有过目不忘的本领,能背诵像贾谊《过秦论》这样长篇的文章。毛泽东有深夜工作的习惯,田家英也保持着与毛泽东同步工作的习惯。

  1961年11月16日清晨,田家英刚宽衣解带,就接到机要员送来的毛泽东三封内容相同的信,让他查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出处,田家英知道毛泽东将有新作问世,他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出处,那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诗之一。

  由于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田家英向来敬重毛泽东,视其为导师、父辈,因为他对毛泽东爱之切,才对一些倾向忧心如焚,由于他不会“见机而作”,使他成为江青和陈伯达的眼中钉,被安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1965年冬,毛泽东来到杭州。12月他召集五位“秀才”: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开会,要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那天毛泽东情绪好,海阔天空聊起来,内容超过写序范围。毛泽东忽然转移话题,针对1965年11月的《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的《红旗》杂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了段评论式的话。陈伯达告诉了江青,于是原本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任务落在田家英身上。田家英删去了毛泽东关于姚文元和戚本禹的评论式话,他完全是出于正气、正义而删的,却触怒了江青一伙,于是给田家英安上足以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田家英毕竟是一介书生,毛泽东和田家英闲谈中曾戏言在田死后应立一墓碑,上书“读书人之墓”。田家英继承了读书人的好传统———好学敏思、忧国忧民、洁身自爱、不睦名利、以天下为任,以苍生为念,这种优秀传统铸就了他的性格,身居高位也不曾异化为官僚政客,但正因为这样,使他无法防御玩弄权术的小人,最终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给田家英以沉重打击,他以死相抗,年仅44岁。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长期追随的人、机要秘书———叶子龙

  叶子龙,原名叶良和、叶佐臣,1916年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农民家庭,少年时接受进步思想,1930年8月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至1962年,叶子龙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转战陕北,陪同两次访问苏联,护送他进京,从延安枣园,河北西柏坡,到北京丰泽园,期间凡是毛泽东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忠厚诚挚的品格、认真的工作态度,多次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称赞。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不是容易事,要冒着很多常人所无法想象的风险,也要有异乎寻常的勇气。叶子龙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时也曾被人诬陷过,这就是所谓的“窃听器事件”。叶子龙有深切体会,那就是毛泽东从不做无用的事,不说无关痛痒的话,所以对他说过的话要格外留心。进城后,叶子龙总想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为此叶子龙想过很多办法。录音对记录、整理、保存重要讲话是完全必要的,且实践证明效果也很好。早在延安时,为准确记录领导人的讲话,我们培养了一大批速记人员,随着时间推移,机要室的工作越来越不能适应需要。1956年以前,机要室作为中央核心秘书部门却没记录人员,更没现代化录音设备,叶子龙几次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谈,并请示周恩来筹划录音工作。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机要室便陆续购买录音设备,培训专门录音人员,不料“文革”中却被别有用心之人诬陷成所谓“窃听器事件”,说成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是“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搞情报”,在这所谓“秘密录音”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领导干部和机要室许多同志被迫害,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单位的一些负责人,使许多好同志蒙受不白之冤,叶子龙也受到牵连。

  叶子龙把毛泽东看成良师益友,毛泽东把他从战士培养成为党的干部,他也从毛泽东那里获得精神财富。1962年5月,叶子龙调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离开中南海就没回去。叶子龙1982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1月任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83年7月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92年6月离职休养;2003年3月在京逝世。

  野心家、政治秘书———陈伯达

  在毛泽东众多秘书中,陈伯达任秘书时间最长,前后31年。

  陈伯达1904年生,福建惠安人,原名陈尚友,早年就读于上海劳动大学,后去苏联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达延安。一个偶然机会,陈伯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在延安一次座谈会上讨论孙中山思想,一种意见说,孙中山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争论激烈。陈伯达开始展示他的本领了,采用了对立的双方加以统一的方法讨论孙中山思想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毛泽东称赞“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会后毛泽东把陈伯达留下了解他的情况,随后邀他参加接待外宾的宴会。当他得知陈伯达通晓古代哲学,而他正巧也对中国古代哲学饶有兴趣时,他们之间便有了共同话题,越谈越投机,竟把美国客人搁在一边……从此陈伯达成为毛泽东的秘书。此后,毛泽东让他超脱于一般秘书事务,主要从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

  陈伯达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支笔”,手中的笔一直在写文章:民主革命时期,写下《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评〈中国之命运〉》等,解放后写下《论毛泽东思想》、《斯大林和中国革命》,参与起草“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关于“文革”的“十六条”等。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的胜利大进军中,陈伯达在毛泽东统率下也曾做过有益的工作,做出过贡献。

  一个人的人品往往通过具体小事表现,陈伯达曾随毛泽东出访过苏联,他的爱出风头、争强好胜的鄙处暴露无疑。

  在一次与斯大林会谈时,毛泽东谈起蒋介石,斯大林忽然对陈伯达说:“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马上兴奋起来,未等翻译把话说完,懂俄语的陈伯达放声笑了。

  斯大林把注意力从毛泽东转向陈伯达,甚至举起酒杯走到陈伯达面前:“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陈伯达也举杯回敬道:“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这时的他为自己能出风头而兴高采烈,这明显违背了基本党际交往规则,事后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批评。

  陈伯达善于见风使舵,察言观色,在“文革”中红极一时,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是中共九届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同时又是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文革”初他曾是江青的亲密伙伴,后来又倒向林彪,成为林彪的“军师”,堕落成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犯下严重罪行,成为历史罪人。

  夫人、生活秘书———江青

  江青,1913年生,山东诸城人。她与毛泽东结婚后,名义上是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实际照料毛泽东生活。婚后刚开始,她还扮演“贤妻”角色,地位巩固后,便利用“第一夫人”的身份干预政治。她出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批判电影《武训传》使她崭露头角,从此便开始越出她应有的职权,步入政坛。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正式决定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提名江青时,毛泽东曾表示反对,常委讨论认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由江青担任较合适,这样江青有了正式任命,即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此外她还有两项任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她利用这些政治职位与地位盯住局势发展,不放过任何机会。“文革”中,江青更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个人野心急剧膨胀。江青想要有国际知名度,深知记者、作家手中笔的影响力,更知道“无冕皇帝”的威力,她希望有一本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传记,最初找到英籍女作家韩素音碰了一鼻子灰。这时维克特出现了:维克特是为了解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但所获无几,正发愁之际,江青找上门来。两人一拍即合,谈话前后共达七次,十六个小时并整理成文稿,虽因毛泽东等人阻止文稿未落入维克特之手,维克特还是根据自己笔记写出江青的传记,书名《Comrade Chiang Ching》(译为《红都女皇》),书前印着江青赠给维克特的一首诗。《红都女皇》一书出版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

  江青“文革”期间倒行逆施,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泽东多次对她进行严厉批评,警告她和张春桥等不要结成“四人帮”。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江青等加紧篡党夺权的脚步,最终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来源:《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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